温柔末世

我经过一个女人，一个身体像鸬鹚一样柔软灵活的女人，她正在街边的亭子里试戴防毒面具，一边专注地凝视着电话亭上的小圆镜子，一边戴上那只可爱的暗绿色防毒面具。我喜欢她的动作、她的短发和图书管理员样式的眼镜。对我来说她太漂亮了吧？我不确定。
这位瘦高美女离开了我的视野。我继续搜索，把经过我的每位女性当作潜在的女友来评价，心脏每跳一次，我就为她们中的一位打上“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标签。我忍不住要这么做。整个世界都渐渐模糊——所有正在崩溃的美丽建筑、五颜六色的街边摊位和空气中黑色的柴油废气——当我不由自主评价我身边的每位女性时，所有这一切都浓缩在背景中。我根据步态、表情和晃动的胸脯来评判她们，我的心脏因此而急速跳动。
倒不是我在大街上亲近过哪位女性，我讨厌那样做的家伙。对我来说，这权当是某种排练——练习鉴别出现在我身边的心灵伴侣。也许这么做可以让我安心，让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总还有谁可以重新点燃我的爱情之火，只要我能遇见她们。
我想到了迪尔德丽，她就像我铭记在心底的一句歌词。她是最后那个燃起我爱情火焰的人，同时她也让我感到内疚带来的熟悉刺痛。小巧的、天真的、瓜子脸的迪尔德丽。
她对我的照片都做了什么？
我和她分手的那一天，门廊上没有剪碎的纸堆欢迎我，壁炉里也没有灰烬（如烧焦的运动鞋的痕迹），挂满装饰品的圣诞树枝桠堆在熏黑的角落……我回到家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电脑里所有的数据备份都被删除。她把那些东西扔进垃圾箱了，还是仍然保存着？
我想那些照片想得要命。我现在无法证明我拥有一份过去，证明我曾是个孩子。我从未想到失去它们会让我如此心痛，显然迪尔德丽猜到了这一点。
经过吉特里•乔咖啡馆时，我放慢了脚步，抱着一线希望去点一杯咖啡。今日不供应咖啡的标识还挂在外面的木板上，和过去的三个星期一样；下面还有一个更小一些的新标识：不供应牛奶。没能补充上一点咖啡因，我只好继续前行，参加我的速配约会。
在人群中我瞄上一双美腿，她阔步走在我的前边。当她的脸进入我的视野，我浑身一震。她的脸有整整一侧都陷了进去，像是被几年前在费城释放的食肉病毒感染一样，损伤沿着她的脖子向下延伸，消失在一件丝绸衬衫里。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尽力保持微笑，可是感觉很僵硬。可怜的女人。
一个大胸脯的黑人妇女匆匆走过，她留着脏辨儿和部族特征的疤痕。我回头一看，她的屁股如同海滨气球，特别大，不过倒挺性感。
在三十九街，一片竹子在疯长，我就停下来看热闹。街道“医生”们正在用轻型凿岩机掀开道路、圈出受影响区，想在竹子大面积泛滥之前快速设下根茎障碍。四名带着制热步枪的警员就在四周巡逻，身边是几个小老鼠似的机械护卫，就好像僵尸党和恐怖分子会来打扰他们无关紧要的街道清理工作似的。真正的恐怖分子才不会在乎竹子呢。
路上的沥青四分五裂，街道上逐渐响起碾压竹子的声音令一些人无法忍受，可我并不介意，甚至我还有些支持生物技术愤青们为了获得关注而释放竹子、野葛、浮藓和所有的植物病毒。我认为这些东西比混凝土和沥青要好，仔细想想，它们是没有害处的，只是像孩子一样难以管束。它们不会爆炸、不会溶掉你的器官，也不会令你瘫痪，更不会杀死所有的猫或是迫使你戴上防毒面罩。
我拍拍腰袋，确认我的折叠式面罩还在那里，就像政府的公众服务动画教给我们的那样。
“身份证明？”在我拐过转角，来到民防仓库前面的时候，一个满脸痤疮斑、身穿战斗服的人朝我吼道。我已经分辨不清谁是谁了，他可能是警察、军人或者黑手党。
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身子半边在路上半边在人行道上，一只脚还奇怪地扭曲着，车辆都在打转避开这具尸体。
我站住没有动，那个家伙用他的银色小棒扫描了我的眼睛，那东西发出了嘟嘟声。他扫了一眼显示屏，那玩意儿别在他厚厚的工装腰带上，读数。
“好了。”他说着便挥手让我离开了。
到了第三十四街上的速配俱乐部门口，我装作在一条长凳上系鞋带，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下。当没人注意我的时候，我闪身通过旋转门。我觉得自己来这儿真是一个失败者——这很像十八岁时我偷偷溜进色情商店时的感觉。自从我上一次求助于婚介机构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我无法相信自己又回来了。
在38岁的时候还要从头开始真是一件羞愧难当的事，我还得把我的故事讲给多少个女人听——我最有趣的段子、我喜欢的音乐和我喉咙上伤疤的来历？再讲三次、十一次？
“我来参加十点钟的约会。”我对接待人员说。她炫耀着一脸的浓妆，不懂得过犹不及这个道理的年轻女孩才会化成那样。
她带领我进入房间，她让我拿出自己带来的形象增益器，她指导我如何从里面下载我的身体组件和真人视频，帮助我带上虚拟现实设备，然后就关门离开。我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虚拟现实中的场景并不新奇，但是令人印象深刻：我坐着一把葡萄酒色的阅读椅，呆在铺着石板的庭院里，庭院刚好位于一座美丽整齐的花园中央。在我左边，哗哗的水声从喷泉里传来，一位双翼水仙女雕像立在喷泉的中间，她的手伸向了天空。在我的另一侧，一坛绝美的黄色郁金香正在微风中摇曳。这座花园坐落在一条山谷之中，周围环绕着高耸的雪峰，一条瀑布从山峦的岩洞中飞流直下，泻入湖中，连溅起的水花声都同喷泉的声音和谐一致。
“距离您的第一次约会开始还有五分钟时间。”天空中传来一个甜蜜的女声提醒我。我想知道来约会的女人们听到的会不会是男声。
“请给我一面镜子。”我说，接着我确认了自己没有哪根眉毛上挂着皮屑。在虚拟环境里，所有的一切都光鲜完美，而我们这些约会者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形象和本人别无二致。
“谢谢。”镜子消失了。镜子这东西不该出现在陌生人约会中，约会的过程已经足够让你自惭形秽。
我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她的人形出现在我的左侧，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测谎仪显示屏，现在那上面还只是一条直线。她叫莫拉（不过这没有意义，很多女性为了减小被疯子尾行的可能都不会报出真名），35岁，医生，住在特伦顿，喜欢法兹爵士、邮政音乐和跑酷。我深呼吸了几下，为我要进行的三十八次三分钟约会做好了准备。
莫拉的形象在桌子对面的椅子里由虚变实，她有着浓浓的眉毛和尖尖的下颏，当你注视她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看她又长又窄的鼻孔。她的外貌有些贵族气息，有意思。
“嗨，嘉士伯。我有几个问题要问，然后假如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问我。”她说话很快，不过因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所以这很正常。
“听上去不错。”我说。突然我的鼻子有点痒，我忍住没有去挠。挠痒痒或是因为类似的问题而去触摸面部，都不会给人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
“有多少次你曾背着你的妻子或女友搞外遇？”
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一定是在开玩笑。这算是哪门子的开场问题？
“少于十二次。”我还是回答了。
她看我的方式，就如同我的小学老师在我故意淘气时看我的样子。
“你的薪水明细属实吗？”
“不一定。”我的薪水好像没那么引人注目。假如我打算说谎的话，我做得会比表格列出的要好。
“你有什么性方面的怪癖吗？”
“定义一下怪癖。”
我了解她这种人。她有过一些糟糕的约会经历，此刻她更关注什么是她不想要的，而不去想什么是她想要的。典型的避害约会。要是我们真地约会的话，我什么坏事还没做呢，她就已经在为此而生气。
她问完以后我也问了她几个问题：你从杂货店偷过购物推车吗？溺亡美人鱼乐队的哪首歌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知道溺亡美人鱼乐队？嗯，这可是个问题。我装模作样地记录了一下，她似乎没有察觉我在讽刺。莫拉淡出，我带着报复的快感挠了挠鼻子。
下一位是维多利亚。她太胖了：膀大腰粗——像一个方块不协调地压在两条细腿上。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在谴责自己的浅薄，然后我又反驳那个谴责的声音：魅力很重要。这不是唯一重要的，但也很重要。我不想为了迎合没什么魅力的女性朋友而装作对这一点无所谓，尽管她们都希望魅力无关紧要。女朋友必须要适当地有些魅力，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迷住我。我特别喜欢有兔牙的瘦高女性，书卷气的女人也很好——害羞、不善交际的图书管理员正是我喜欢的类型。
维多利亚淡出以后，我出于礼貌下载了她的真人视频。我可能不会看，可她看上去很善良，我不想伤她的心。几秒钟以后，她也下载了我的。
吉泽尔是拉丁人，可爱至极。她上下打量我一番之后撇了撇嘴，这动作很细微而且立即恢复了原样，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对拒绝排斥已经变得很敏感。
“你好。”她说话相当生硬。
“你好。”我说，“你瞧，从你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她没有争辩，“为了不强迫你假装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不轻松愉快地度过这几分钟呢？”
她耸耸肩：“好吧。”她调出一面镜子并从包里掏出了一支口红。
我用这段时间想象了一下迪尔德丽把我所有照片一把又一把塞进下水道的情形。
这些照片有：我，上幼儿园头一天登上公共汽车的；我妹妹吉丽，正把手放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明星手印，秀兰•邓波儿的手印上；爷爷，骄傲地举起他捉住的一条鱼；我，坐在特伦顿我家房子外的门廊上，十岁时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吃下了被人恶意掺假的M&M牌巧克力豆。
人们从来都没有弄明白僵尸党是如何把假的巧克力豆掺进袋子里的。不过据我猜测，既然他们能设计出遇唾液迅速膨胀的巧克力豆（但又不是特别迅速，这样才不至于在受害者的嘴里膨胀），那么重新包装巧克力豆就不是什么大难题。巧克力豆阴谋带来的伤害是一场悲剧，它具有真正的随机性，是暴力行为的嚣张展示。僵尸党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商标，从此有别于一般的恐怖分子。
那一天吉丽也在场。我不记得我们在做什么，可我记得那是一粒绿色的M&M牌巧克力豆。我咀嚼的时候觉得里面的材质像是白垩，不过仍然有甜甜的巧克力味，所以我咽下去了。
它卡住了——我能感觉到它卡在我的喉咙里，就像是一颗咽不下去的药片。我使劲地吞咽，可它还是下不去，此刻它好像变成一只虫子，在我的喉咙里动来动去，压迫着气管壁。吉丽一边拍我的后背，一边问我还好吗。
我无法呼吸了——吸气很困难，我已经发出了那种难听的啸声。吉丽尖叫着喊来妈妈，妈妈看了我一眼也开始惊叫着求救。
我已记不得从街对面赶来救了我一命的护士叫什么，她那时留着卷曲的金发。她让我仰卧并把手指伸进了我的喉咙里，然后她说：“上帝呀，这是什么？他吃了什么？”大概在那个时候我的喉咙已经被堵的严严实实了。我躺在门廊上，眼泪流下了我的面颊，我无法呼吸了，只能注视着他们的脸。
接下来情况有些转变。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我确定无疑，所以我放弃了，不再努力呼吸。我张着嘴，盯着我妈妈，然后转向吉丽，她尖声叫着我的名字。我想告诉她，不要紧，我已经不害怕了。
“给我一把刀！”护士喊道，声音好像来自远处。然后我妈妈去取了，而我……感觉很好。我会死，没错，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目送着刀刃划向我的喉咙，疼痛袭来，温暖的鲜血流下了我的脖子，可我还是没有感到害怕。护士让我呼吸，可我觉得没有必要。直到她用力压迫我的胸腔，我才被迫呼吸。一股红色的血雾从她切开的地方喷了出来，而我正在通过脖子呼吸。
出院回家之后，我坐在房前的门廊上看着这个世界。他们以为我吓懵了，然而不是，我只是看得出神。似乎世界上的每个分子，也包括我身体里的，都被荡涤一新。我注视着被吹过草坪的泡沫塑料餐盒，它的每一次弹跳和开合都会令我感到惊奇和愉悦。我吸入夏日的凉风，肺部发出噼啪声，如同受了电击。我发现一切都很美好，所有的一切。

这种感觉伴随着我。即便是在前往汽车站的路上，我也会像水面上的木塞一样蹦跳个不停，甚至在几年之后我还能够追寻到内心的这种感觉——在我需要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可以唤出一些并以此来温暖自己。直到快要成年的时候我才发现它不见了，我耗尽了最后一丝巧克力豆带来的感觉。我常常寻找它，然而虽然我能记起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可是我却无法获得它。我只有一张发生事故的那个门廊的照片。在迪尔德丽拿走它之后，我连那都没有了。
下一位女性的形象由虚入实，打断了我的回想。她坐着一把轮椅。
第一次参加这种速配约会时，我以为困难的部分是努力在整整三分钟的时间里表现得聪明、友善和自信，然而真正困难的是掩盖失望与冷漠。
在我们抑扬顿挫地说出见面问候语的时候，我尽力让呆板的微笑留在脸上，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
玛雅用手打招呼的动作细微而又僵硬，这说明她是灰质-X病毒的受害者，2022年横扫全国的四十种最厉害的无线传播病毒中，就包括这种病毒。能来参加这种约会活动，我想她还真有勇气。我管住了自己愚蠢的动物思维，我看得出这对她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因为她的残疾而拒绝她足以让我们内疚。她没有扭断任何人的胳膊，但我还是不可能和她在一起。轮椅是一种过重的负担，我不是无私奉献的那种人，也不愿为一个需要照顾的女人擦屁股。我做不到。也许我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还不够，所以不能拥有一份真正成功的爱情。不过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很诚实。
“这么说你是一位经济学家？”我边说边寻找一个礼貌的话题以便消磨时间，也希望表达出我认为她很有趣，但我却对她没兴趣，“对于当前的状况你有什么见解吗？你认为市场在什么时候会好转？”
“哇，这可是私人问题，你不认为吗？”她的声音里流露出讽刺——她看出了我的真实目的，并因此而为难我。
我不自在地笑了笑。
“不会好转了。”她说，“只会变得更差，然后完全崩溃。”
我的笑容还是那么地不自然。
“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她说。
“情况最终会好转的。”
“不会了。”她说，“恐龙不也是一样没能够重新崛起吗？”
“好吧。”我说，接下来她可能会告诉我世界末日的情况，并问我是否愿意和耶稣搞好关系。
“我能看出你不相信我。”她不友好地指着测谎仪说道。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我能看出你相信你所说的，我也确信你擅长你的工作，可是说实话，对于这种事情你能有多肯定呢？”
“每位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肯定了这一点。”她说，“经济在缓慢地崩溃，想想那些可怕的警告，全球变暖、人口过剩、资源浪费、热带雨林、拯救鲸鱼，记起来了吗？”
“嗯，嗯。”我轻声说。我明显选错了话题。我和她的约会还剩多少时间？一分四十六秒。
“他们没有开玩笑。在一切都结束之前，数十亿的人将会死去。”她用下颏指了指测谎仪读数。我看了一下，诚实度97%，一丝夸大的迹象都没有。
她的脸很有趣，又大又宽的嘴露出了很多颗牙齿——我一直把这看作是鲨鱼嘴——吓人的淡蓝色眼睛，仿佛是被透明纱布遮盖的天空，即使没有轮椅，没错，即使没有轮椅，她也和我无缘。假如我不在乎轮椅，我们倒是可以权衡凑活一下（这种权衡在爱情关系中一直存在，只是大家都假装看不到而已）：她勉强接受一个大鼻子、红脸膛、而且不太成熟的家伙；而我找到一个比我合理期望的对象更为迷人的女性，但是她只能坐轮椅，胳膊和大腿基本上毫无用处。
“他们为什么不警醒世人？”我虽然这么问，但不是真地想要听到答案，而是我需要说些什么，因为我已经沉默了三四秒钟。
她笑笑：“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屋顶上呼喊啊！就在几周以前，《纽约时报》还登载了一篇文章。没人听学院派，聪明人已经过时。”
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在过去十年里，情况一直在越变越差：大停电、战争、五十七种恐怖组织、水源短缺和瘟疫。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青蛙的故事。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罐水里，不盖盖，然后开火，它们只会呆在里面，被烧热的水烫死。因为对于水温的逐渐变化，它们不具备识别和反应的能力。它们有能力在任何时刻跳出来，可是它们微小的大脑永远也不会判断出何时该往外跳。所以它们被煮熟了。
我注视着她真诚而又清澈的眼睛，试图去想象她所说的无望而又空虚的未来景象，瘟疫和饥荒肆虐，苍蝇在尸体上盘旋，粗脖子的人持枪横行。
情形真的只会越来越差？经济真的要崩溃？此刻我也说不准了。
“这太可怕了。”我能想出来的就只有这么一句。
她看了下测谎仪读数，轻轻地点头表示同意：“很抱歉给你讲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过既然你问到了，”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朝我笑笑，露出了所有的牙齿，“其实，我猜你想问的是财务建议，”她说，“用你所有的钱买军火吧。”
我笑了，有这么一刻我在想她也许适合我，她的某些特质给了我一种温暖怀旧的感觉。
我们默默地坐着，倾听喷泉的水声。
“嗯，”她清了清喉咙说，“能讲个笑话吗？”
我又笑了：“可以呀。有一个家伙，挺蠢的……”
玛雅淡出了，真走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笑话的结尾。

一个新的形象出现了，可是我很难再集中精神。丹妮尔，31岁，能源顾问（谁知道这什么意思），丧偶，有一个12岁的女儿。我需要时间思考一下。
丹妮尔在桌对面现身了，“嘉士伯，见到你很高兴！”她热情地晃着脑袋说。她欢快而又迷人，有些意大利人的风格，她的嘴唇特别漂亮。
我努力想表现得和她一样热情，不过没有成功。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说话时正处在一种忧郁沮丧的情绪当中。她问了我的工作，我也问了她的。她说了几句调情的话，我却没有领会——即便是在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调情也不是我的强项。我想知道她的丈夫是怎么去世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即便可能存在间歇性战争、灾难和经济崩溃，所有的一切还是会维持原样。然而人们总是把痛苦加诸在别人身上，有史以来几乎从未停止过。于是，随着制造痛苦的方法越来越高超，人们必然会制造更大更多的痛苦。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一旦聪明的业余爱好者都可以用极少的资金预算创造和释放瘟疫，那么一定会有人这么做。
突然间事情似乎显而易见，我正在经历着末世浩劫，在这温柔的末世当中，我却呆在一家婚介机构。情况不会像政府说的那样逐渐好转了，而是会越来越糟。
丹妮尔告诉我她真地很高兴认识我，我说我也是，尽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高不高兴。此时有一首歌在我的脑袋里打转，一首关于世界在崩溃的老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此时的境况。不知道这样恰当的歌曲是如何无意中出现在脑海里的，这可真有趣。
丹妮尔淡出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手臂伸向天空的水仙女雕像，一股水流从她嘴里流淌出来。相对于她的身体而言，她的翅膀太小了。这给人的感觉是，假使她飞起来，那对她一定是种折磨——不是像自由盘旋的飞鹰，而是类似疯狂地扑动翅膀的果蝠。
接下来的几个速配约会进行得糊里糊涂。塞维塔，纤小的印度女人，有着鹿一样的大眼睛，她长长的黑发披在一边的肩上，印度女人都把头发弄成这样。凯拉，她的眼底有褐色的眼袋。心里想着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和照片被撕碎的声音，我还得努力听清她们在说什么。
接下来出现的是艾米莉，她讲的笑话不好笑，还流露出些许的绝望。
大多数人无法忍受单身生活。我发现朋友们离婚后立即贯彻“最快凑活”策略，就是在短期内（比如说三个月）拼命寻找最有发展可能的单身男女，然后与之结婚。一想到没有伴侣他们就无法忍受，这就如同灯光太亮了，他们竞相奔跑到最近的暗处。
当你孑然一身，你的生活就边缘化。伴侣会给你安全感。假如你不小心，这种感觉就会导致自满和生活的惰性，你觉得没必要活得精彩；单身就意味着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单身也更危险，假如你踩到马路地雷后失去了一条腿，你没有妻子为你推轮椅；假如你喝下了掺有血栓塞因子的牛奶而罹患中风，你没有妻子为你擦去淌到下巴上的口水。
下一位女性叫博蒂尔•加斯塔夫森，33岁，画家。她渐渐显现出来，我的心跳开始变得缓慢而沉重。
她是迪尔德丽，上帝呀，她就是迪尔德丽。
“噢，这真是好极了。”她说。她正吮吸着一支绿色的棒棒糖，这唤起了分手后很快就被我置之脑后的那些形象。
一次，我受教授朋友卡迪邀请参加美术硕士毕业作品展，在那次纽约大学的艺术节开幕式上，我遇见了迪尔德丽。迪尔德丽是某类艺术家，不过她既不是教员也不是学员——而是艺术系的追随者。她当时带着六七根项链，这令她鸵鸟般的脖子十分惹眼，而她的黑色紧身衣则使她丰满的胸部格外突出。
难道就是这些令我对她神魂颠倒？关于人与人之间那种无法言说的“火花”，难道都是胡说八道？都能归因于浅薄原始的外在特征而我们只是不想承认？要是迪尔德丽向我叔叔特德一样乏味，那么我见到她时还会浑身上下兴奋不已吗？
她的头脑中充满了能量，眼睛又大又圆，可爱的小手总是在相互摆弄。我可以看出她受过伤害，可是世道如此，谁又没有呢？就像是七月天人行道上的雪糕，我被她的孩子气融化了。
她给我展示她搜集的911电话录音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担忧。她拥有几千条录音，根据危急的程度分好类。她为我播放了一些她最喜欢的——对着电话尖叫的；在通话中死去的；六岁大的孩子告诉911接线员，他们的妈妈脸色变青、口吐白沫；声音麻木的女人们说她们刚刚被破门而入的歹徒轮奸。她说这是一种新的艺术，而我似乎觉得这非常古怪。
“那么告诉我——嘉士伯，没错吧？——你看重一个女人的哪些方面？”她用棒棒糖指着我说。
“你是怎么处理我的照片的？”
我报警了，可是他们说小额盗窃不再是可以起诉的犯罪行为。他们必须优化资源的使用。整个世界都在崩溃，你得做些投入少产出高的事儿。
“去你的，嘉士伯。你都已经忘了我了？我想你说过，你至少需要六个月才会考虑重新开始约会。”
“因为你偷了我的东西和生命中的一切，开始新生活比我想象得要容易。”
我和她分手的那一天，迪尔德丽用眼睛表达出的憎恨令我震惊不已。此刻她正用同样犀利的目光看着我。
“那么告诉我你想念它们吗？”她拉起了身上印有花卉图案的老式套头衫，对着我晃了晃乳房。我陶醉于它们，就像瘾君子见到了针筒。
“你还拿着我的照片吗？你怎么处理它们的？”我问道。在她的脸和高耸的粉红色褶皱乳头之间，我的目光飞快地切换。
她放下衣衫，又将它抚平回原状。
“我们在防火梯上种下的辣椒种子长出来了。”她说，“红的，绿的和紫的……很漂亮。我记不得哪些是真正较辣的了，所以我不敢吃。”
那曾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在种胡椒，一条条的阳光从防火梯的狭缝间漏下来。
有极短的一瞬间，我想回复到以前，和迪尔德丽一起不羁地生活，沉溺于她神秘的魅力之中，让我的个人生活折射出周围的狂热。即便没有其他好处，我也能够不用因为和她分手再感到内疚。
一旦我和一个女人上了床，我感觉就要对她的幸福负责任，负一辈子责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两三年的心理治疗可能会揭示出原因。
我想起那些911电话的录音，想起她为我播放电话录音时丝毫没有感到悲伤。这是一针清醒剂，阻止了我再续前缘的想法。
“对不起。”我说。
然后，迪尔德丽消失了。
我下载了她的真人视频，我忍不住要这么做。迪尔德丽会怎样把她自己呈现在接下来的约会中呢？她有一台全方位视频记录仪，几乎整天都在运行（当然是出于艺术的目的），所以她有自己大部分的成年生活的录像可以选择。会有粗俗的性场面吗？发生在她公寓大楼里那次可怕的人质事件呢？我会出现在里面吗？
我等不及了——在下次约会前的六十秒里我播放了视频。
开场的画面是十一二岁迪尔德丽，她蹲坐在一座小菜园里，旁边就是一座车库，背景里还有一座柴火堆。她扯下一枚红色的大番茄，微笑着把它高高地举了起来。画面渐变：八岁大的迪尔德丽穿着睡衣，盘腿坐在硬木地板上，玩着拼图玩具，她的身边已经摆满了一片。然后是迪尔德丽埋在圣诞礼物中撕扯包装纸的画面，她坐在我妹妹吉丽旁边，身后就是我们的圣诞树，她们俩都在咧嘴大笑。还有：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迪尔德丽登上校车，向我的母亲挥手作别；她蹬着一辆大号的三轮车，我的表哥杰罗米站在车后的大篮子里，他的手就搭在迪尔德丽的肩上；她和我的家人去波多黎各度假，在酒店里晒日光浴的时候脖子上还挂着半打花环；迪尔德丽坐我家的门廊上，那是我的童年时代的家，还没有被龙卷风卷走半边。
照片处理得很出色，一个简短的瞬间叠加着另一个简短的瞬间，都能让人感到思念和幸福。所有的背景都截自我的照片，只不过照片上原本是我的地方都换成了她。
我一边看一边哭。她太可怜了。我为她感到伤心。我突然希望自己能带给她一些我的童年——菜园、拼图和假期，而不是她真正的童年生活。她的童年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我不愿想象她的悲惨童年。我曾经问过她下巴上的那一小块伤疤，她说那是她继父用泰迪熊打她的时候，那上面的纽扣眼睛弄的。
假如她努力把那些记忆塞进脑海深处，她也许会好起来。我不确定。
影像渐变成黑色，我再次想起那个坐着轮椅的女人同我的谈话。她叫什么来着——玛雅。没有人会再经历我那样美好的童年。孩子得戴上面具，通过安全检查站，躲避着离群的饿狗，因为他害怕会被狗体炸弹袭击，有人通过手术在狗的体内植入炸弹，又训练它们寻找人群。
一位可爱的红发女人出现了。我泪流满面，哭得一塌糊涂。我擦着眼睛。她在努力不往我这边看。
“对不起。”我说，“我感觉不太好，我要中止了。这与你没关系。”
我结束了我的约会。
虚拟的花园消失以后，房间看起来有些邋遢和破烂。我继续哭泣着，同时也惊异于自己发出的陌生嗓音。我对于更好明天的期待，对于蓝色天空的期待，对于一位圆鼻子女朋友的期待，如同蜕去的死皮那样离我而去了，留下的只有粉红色的嫩肉。
下拉选择屏幕的出现吓了我一跳。很长时间我只是盯着与我约会的那些女人的小照片。然后我开始选择照片。我没有看任何人的视频，只是选出我有意约会的人。备选的对象有迪尔德丽，那位制造快乐的意大利人，印度公主塞维塔，还有另外的四五个。
轮到坐轮椅的那个女人时，我犹豫起来。
我用力地吸气，然后用袖子擦了擦鼻子。对着她照片上的笑容，我凝视起来。
我觉得和她有缘，她是我的引领者——是她用棍子抽打我，我才清醒地认识到真相。我选定了她的照片。管他呢。
然后我转向了迪尔德丽的照片。
我没有选择她，倒不是我又想起她的神经质。我只是感到一种温暖的悲伤，仅此而已。
我曾读到过，我们选择与人约会是出于迷失在我们个人经历中的那些原因，我们一直都在做出同样的选择——犯同样的错误——直到我们弄清楚为什么。

在我回家的路上，民防警报响了起来。我掏出防毒面具，灵巧地把它罩在了鼻子和嘴巴上。一伙持枪者飞快地涌来。人们向室内跑去——他们的防毒面具（颜色和样式各有不同）和紧绷而耸起的肩膀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奇怪的黑猩猩。
六名身着红砖色迷彩的男孩跑过我的身旁，他们手里攥着短小的方形武器，就像是晃来晃去的饭盒。我侧步给他们让开道路。该死，他们招募的新成员越来越年轻了。
我继续前行，享受着午后的清风和照在脸上的阳光。我发现我很惬意。我轻松地深呼吸，这感觉就如同我从未意识到的纠结被扯开了。好久以来我都没有这种感觉了，不过我很快就认出来，这是巧克力豆感觉。
我从一只口袋里掏出电话，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速配约会的电话号码清单。
“这也太快了。”玛雅说。
“我认为我推不好轮椅，对此我想坦诚一点儿，但愿这没让你伤心。”我说，作为背景的警报声继续作响。
“没事儿。你打电话就为告诉我这个？”
“我只是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
我想告诉她，这世界短暂而美丽。我想告诉她，被熏得漆黑的建筑上，白色风车都在同步旋转。我想告诉她，因为她我才能看见这些美丽。
“我想和你相处一下。如果你可以为我腾出一段时间，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不会浪费它。”
她没有回答。我听见吸鼻子的声音，她也许在哭。
“我很擅长那种角色——就是现在这个角色。”我补充道。
“好吧。”我猜对了，她是在哭。听上去她好像在用纸巾擦鼻子，然后我认识到那是不可能的。
我忽然想到玛雅同灰质-X病毒的较量可能类似我的巧克力豆体验，她似乎听明白我说的话了。
“至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还有点儿想不通。”
“谁能说清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她说。没错，这倒是真的，谁能说得清呢？
我们坐在上层看台的座位上，从那儿看下去，费城队的球员就像丢在草地上的纸巾。现场还是很静，我能听见外野手为了平整一块我看不清的草皮而踩踏内野场地的声音。
我摸出一颗花生，就连玻璃纸袋的噼啪声似乎都很吵，这情形就好像我们正待在一家电影院里。我用拇指捏开花生，剥去了半边的花生皮，我还以为会有人嘘我呢。我把一粒红皮儿花生扔进嘴里，然后伸手把第二粒喂给了玛雅。她用嘴唇夹住了我的手指。我转头看她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微笑。
投手轮圆手臂，投出一个高位快球，瘦高的击球手挥动球棒却没有击中。这一局结束，没有人鼓掌。
纽约大都会队防守，投手开始了热身投掷。
“不论大气中有什么，一定是它使得日落更美了。”玛雅说。
“嗯。”我说。太阳正从左外野围栏上方渐渐落下，云彩呈现出华美柔和的粉红色、桃红色、靛青色和蓝紫色。
在第一掷，费城队的击球手将球击向了右外野的角落，右外野手无精打采地追了几步，然后放弃了。他坐在地上看着球向前滚动，当球滚到全垒打墙边的时候他用手掩住了脸。中场手跑到他身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上，对他说了些什么。右外野手摇了摇头。
击球手飞快地跑上二垒并停在了那里，他可能在想如果比赛继续，他也许会在那里被杀出局。有那么多人死亡，赢得比赛也变得没什么意义。
我在包里翻出一台相机，为玛雅照了一张相。
“让我也给你照一张。”玛雅说。我已经开始习惯她对自己瘫痪的身体开玩笑。
我大笑起来并把相机对准了自己。
在左外野墙的上方出现了一道闪光并传来一声巨响。看台上的人们尖叫着，纷纷跳了起来。球员们一边跑向休息区，一边回头看这次爆炸。它发生在二十个街区以外，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正在扩大的彩虹，也像是糖果池里泛起的涟漪。
我看着玛雅，她在笑，手指也在轻轻地动。我握住了她的手。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还不得而知——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或者是粉笔工厂发生事故。
我们等待着。我并不害怕。